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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学术 | 李瑞林：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反思

李瑞林 大外翻译研究
2024-09-10
导语


译学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却尚没有真正实现整体研究与领域研究的协调统一，未能沉淀出具有内部连贯性和外部指向性的一体化知识形态。出现了研究对象认知赤字、多元视角分而不合、理论实践二律疏离的三个问题。李瑞林教授发表于《中国翻译》杂志上的文章《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反思》针对上述问题寻求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生发了集成性见解和有效方法，凸显知行合一的译学特性，对不断增强译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学术品质以及社会关联度给出了独特的见解。下面我们一同在这篇文章中寻找答案吧！




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反思



李瑞林


摘要


译学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以交叉研究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架构，产生了相应的知识形态和话语结构。知识生产是学科内在建制的核心所在，元反思和自反思是学科知识臻于完备的基本要求。本文首先回溯译学知识建构的大致脉络，然后讨论影响译学知识系统化与创新发展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研究对象认知赤字、多元视角分而不合、理论实践二律疏离。囿于这些问题的制约，译学尚没有真正实现整体研究与领域研究的协调统一，未能沉淀出具有内部连贯性和外部指向性的一体化知识形态。针对上述问题，译学研究需要融通真理导向型的西方二元模式与过程导向型的东方一元模式，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融通译学研究与他学科的关联知识，促进产出公理性学术观念；融通知识生产过程与翻译生产过程，增强译学的生态效度、学术品质以及社会关联度。关键词：

译学知识生产；研究对象；视角转换；翻译实践；知识融通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泛在的跨文化、跨语言社会实践，融汇于人类社会国际化、区域化乃至世界化进程，对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结构和秩序产生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调节和塑形作用。早期宗教的去疆域化、世界文学的自然生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商品与信息的全球流动、科学技术的互鉴与共享，不仅是翻译情境化在场的历史叙事，更是翻译价值得以彰显的有力佐证。翻译肇始于散见的历史事实，成长于全球性多元互动网络。译学在对实践经验的反思中，在对关联学科的借鉴中，建构可以自我解释的知识形态，生成可以自我言说的话语结构（如Gambier & Doorslaer, 2010, 2011, 2012, 2013; 方梦之, 2011; Schwieter & Ferreira 2017; Harding & Cortés, 2018; O'Hagan, 2019），逐步形成以交叉研究为特征的观念生产架构，实现了从领域化到学科化的转变。
然而，特定的知识形态对特定的生活世界是否具备整体解释力，二者之间能否保持一种动态对照关系，是衡量一门学科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时间是衡量万物的尺度。1814 年，施莱尔马赫指出：“还没有人提出一个基础牢固、兼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翻译理论，所提出的观点也不过是碎片式的见解。……颇有必要建立一门翻译学”（Snell-Hornby, 2006:6）。20 世纪 70 年代伊始，霍姆斯（Holmes, 1972,见Venuti, 2000）将上述愿景变成现实，首次明确了译学的学科身份和地位。译学从此步入前所未有的成长期，着力建构自己的知识形态、方法体系和话语结构。元反思和自反思是一门学科臻于完备的基本要求（ Brems, Meylaerts & Doorslaer, 2012:1）。曹明伦（2005:1）援引欧洲翻译研究学会数位学者的观点指出，译学存在目标对象去中心化、研究边界过度扩张、理论与实践疏离等倾向性问题。对此，国内学界也产生了广泛认同和积极回应（如谢天振,2015;傅敬民,2016; 曹明伦,2019）。上述三个问题无疑是基础性的，与译学知识的解释力、系统性和社会关联度密切相关，关乎译学的自治性建构和可持续发展。近五十年来，译学总是借用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来解释翻译，建构相应的知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但还缺乏一个系统的主导学说来描述翻译的整体。融入其他学科资源能否成就真正意义上的译学？能否系统回答翻译存在与翻译观念的关系问题？能否给出历史和现实的翻译一个完整的解释？译学研究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将很难改变自治性不足和社会关联度不高的当下状态。当代译学要建立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以描述翻译的全貌，同时改善现实翻译生活，就必须回归翻译的始源性问题，整合不同学说的合理成分，付诸周密的辩证思考和系统的实践检验。鉴于此，本文在反思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学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照翻译现实景观的基本特征，对制约译学知识生产与创新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学理分析，进而指出译学知识融通的基本方向。
二、研究对象认知赤字
研究对象是学科知识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是一种稳定的、可再现的外部存在，对研究方法、研究边界和概念体系等发展性特征产生决定性作用（刘小强, 2011:78）。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学科知识生产的事实依据。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同构成学科知识结构化的逻辑起点。译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现实世界的翻译现象。理解翻译事实，生产翻译观念，优化翻译方法，改善翻译生活，必是译学研究的基本使命。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学界从多元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持续探索，提出了翻译的语言观（Jacobson, 1959; Nida, 1961）、文化观（Schwieter, 2017）、认知观（王寅,2012; Harding, 2018 ）、社会观（Wolf, 2006; Pym, 2011）和技术观（O'Hagan, 2019），不一而足，基本形成以交叉研究为特征的领域性知识生产架构，为译学知识的整体建构累积了丰富学术资源。上述翻译观从不同向度理解和描述翻译现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特殊性，但总体上未能充分反映翻译的一般特征，因而尚无法对翻译世界作出完整解释。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基础研究赤字的表现，是翻译共相与殊相认知失衡的结果，也是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两种思潮相互竞争、缺乏合作的产物。鉴于此，当代译学要建立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就必须回归翻译之所源、翻译之所在、翻译之所往等始源性问题，澄清翻译的生发前提、一般特征和目标定位，为译学知识结构化和自治化提供原动力。
（一）翻译之所源
任何事物都有相对于他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是“同”和“异”的统一体。理解翻译之“异”，离不开翻译之“同”的观照，反之亦然。面对翻译之“异”，追本溯源有助于显示其“同”的特征。翻译之所源这一问题指向翻译存在的基本前提，可对人类跨语言生活的共性作出一定的解释。语言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表征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人是语言的存在。人类通过知识和经验发现、理解、改造外部世界，同时不断认识、分析、塑造自我世界，所以人也是知识和经验的存在（胡军,2006:3）。人类社会实质上是语言、知识和经验相互作用的产物。语言是人类记录和表达自身生活世界的媒介。全球约有 6000 多种语言，每种语言对应特定的生活形式，包含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达自成一体的现实，蕴含相对独立的知情意系统，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状态。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受制于特定物理空间、语言空间和精神空间（Popper, 1972），知识和经验的结构与表达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然而，人既是现实人，也是期望人。人类始终有超越现实的预期，需要拓展自身的认知边界和能力边界。正如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所言，求知是人的本性。鉴于此，不同社会的现实差异与需求期待之间的矛盾为翻译的出场提供了潜在可能，人类大迁徙及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形式的全球化为翻译的在场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翻译之所在
翻译之所在这一问题指向翻译的存在样态与核心特征。如果说知识和经验的多样性是翻译存在的前提，那么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则使翻译成为必要，人类“体验普遍性”（王寅,2012:18）和共同的一般认知机制则使翻译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本体论框架下，翻译就是基于领域普遍性认知机制辨识、理解、管理和表达差异进而建立互联互通关系的跨语言过程。具体而言，翻译就是以经验的能指表达超验的所指，或以超验的能指表达经验的所指，也就是使用熟悉的语言表达陌生的现实，或使用陌生的语言表达熟悉的现实，生成一种混合性文本或话语（Hanks, 2014:35），实现始源语知情意在目标语的复现和理解，成就一个跨文化事实。由此可见，翻译实质上是以主体的心智努力来解决跨语言理解与表达问题的过程。翻译作为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完全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而是一个主客高度融合的行为过程（Blumczynski, 2016），据此也可对以往的翻译解释作出一点澄清。翻译首先是动词，内化为认知过程，外化为社会过程；然后是名词，是社会认知的集成结果，凝结为物化的翻译产品；最后才是功能，在使用中证明自身的价值。过程决定结果，结果产生功能，以此生发一种情境化现象和内生性秩序。然而，由于每种语言对应特定的生活世界，传达知情意的方式不尽相同，跨语言理解与表达过程必然会受到歧义问题、干扰问题和非对称问题的制约。歧义性关乎知识和经验的客观性，干扰性关乎知识和经验的兼容性，非对称性关乎知识和经验的可理解性（李瑞林,2015:9）。围绕上述问题，如何辨识差异、如何看待差异、又如何在殊相和共相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寻求不同语言或现实之间的可通约性，必然成为翻译的题中之义。
（三）翻译之所往
翻译之所往这一问题指向翻译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价值。翻译是认知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统一体。认知过程是内在的，具有生成性，与处理复杂问题的高阶思维密切相关；社会过程是外在的，具有连接性，与协调多元关系的兼容能力密不可分。在内在过程和外在过程交互空间，翻译发挥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认知功能，二是实践功能。认知功能体现为辨识和处理异同的过程，凝结为一种比较分析法，广泛应用于跨语言活动之中。例如，索绪尔以翻译为媒介，识别出形意关系的约定俗成性和跨语言差异性（Hanks, 2014:3）；人类文化学将翻译视为理解他文化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同前, 2014:17）。实践功能体现为表达和传通异同的过程，凝结为物化的文本或话语形式，实现知识和经验的跨主体联通。综合而言，翻译既是一种跨语言认知，也是一种跨语言实践，知行合一是翻译的特质。据此可认为，译学的使命无疑是生产跨语言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人类知识和经验的跨文化理解与表达提供有效的认知工具和实践工具。进而言之，翻译正是以这样的独特功能来确证自身的社会和人文价值，以维护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为基本遵循，拓展始源语内容的传播空间，扩大目标语的知识承载能力，把散布的人类知识和经验连接起来，把人类的知情意沟通起来，为他者服务，为世界服务，造就人类认知共同体和情意共同体。归根结底，翻译既是一种跨语言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精神结缘”和“认知联姻”（卓新平,2018:ii），更是一种责任担当和道德承诺。研究翻译，就是认识和理解世界；践行翻译，就是连接和影响世界。
综上所述，翻译活动是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译学知识建构的逻辑起点。翻译作为跨文化语言认知和操作现象，是翻译观念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基础，是译学研究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翻译过程是译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可揭示事中之理，是获得翻译洞见的直接源泉。翻译结果和功能属于外部研究，可揭示事后之理，是获得间接翻译知识的来源。鉴于此，聚焦现实世界的翻译现象，由经验归纳出概括性结论必是翻译理论化的有效途径。从学理上来看，译学研究必须对照多样化的实在翻译景观，围绕翻译之“是”、翻译之“为”和翻译之“用”三个核心问题，生产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以此构建和优化自身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成全译学的内在观念建制，才有可能对翻译现象作出整体性解释和预测。
三、多元视角分而不合
译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理论视角推陈出新、竞争迭代的历史。翻译知识生产专门化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如Jacobson, 1959; Nida, 1969），制度化于 20 世纪 70 年代（Holmes,参见 Venuti, 1972/2000），形成以语言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重心开始从内部转向外部，借鉴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来描写翻译现象，试图解决翻译问题，不仅关注社会和文化与翻译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关注翻译的认知机制，沿着跨学科路径不断开拓新领域、新方向。这一学术理路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效果。其一，采用不同研究视角，聚焦翻译的某一维度，有利于精细化的专门研究，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促进领域性译学知识的建构。其二，他学科借鉴译学观念和方法，试图解决各自的研究问题，客观上塑造了翻译的元学科功能，造就了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Bassnett, 2012:15）。多元视角介入翻译，不仅仅是译学研究活跃状态的反映，同时也表明翻译的复杂性、泛在性和基础性，对译学知识的品质化、效率化生产提出巨大挑战。
（一）视角多元之间
研究视角多元与翻译本体的性质密切相关，总体上反映了译学知识生产及至当下的基本状态，折射出研究边界扩张与认知不断升级相伴相随的发展轨迹。如前文所述，翻译活动寓于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认知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呈现为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等多元要素共时涌现、相互作用的跨语言实践生态，通过一系列跨语言认知和操作过程，实现始源语知情意的跨主体转移，成就新的跨文化事实。由此可见，翻译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是一个劣构特征显著的问题域。从学理上看，“目标系统越复杂，不确定性就越强”（Hebenstreit, 2009:17），问题认知成本和观念生产难度也越大。也许，这正是译学研究视角或范式连续转向的根由所在。
同一对象出现多种理论视角，几乎是所有新兴学科发展之初的常态，对于译学来说，也不例外。然而，不同理论视角聚焦翻译的不同侧面，如果彼此之间缺乏互联互鉴，就会出现维特根斯坦所言的“相盲”现象（Wilson, 2016:22）。在不同视域相割裂的境况下，采取单一理论视角观察翻译现象，往往就会人为放大个别特征，遮蔽或削弱其他关联特征，使具有整体性的翻译活动产生变形，据此提出的学术观点也只不过是对本体事实的片面解释。这种现象显然是真理导向型西方二元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实际上已经将“译学变成一座迷宫，混杂着各种观念和研究发现，令人理不出头绪，也很少形成显性共识”（Vandepitte, 2008: 569）。
如果说研究对象认知赤字是基础研究滞后的表现，那么理论视角分而不合则是对翻译一般本质不同程度的背离。反观“文化转向”以来的主要视角理论，不难发现，每一套理论都有其独特而鲜活的概念组合，试图从特定维度解释和描述翻译。然而，由于其学术观念缺乏整体性，倾向于强调个别，忽视一般，因而很难达到“共通性”认知境域，无法形成具有普适性和生命力的学说，更不可能成为译学研究的主导理论框架。这种把局部当作整体、把偶然当作必然的学术倾向，实质上是翻译整体观缺失的表现，从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可见一斑。
（二）可能的典型例证
学界对于解构主义并不陌生，其核心思想是去中心化，反对理性，否定权威。显然，其学术姿态是开放的、激进的、颠覆性的（吕俊,侯向群, 2006:69）。解构主义翻译观试图将译者从理性主义设定的标准和规则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目的论、诠释论和译者行为论等学术流派，极大地拓展了译学研究空间。在解构主义理论框架下，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彰显，译文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得以认同，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缓解，足见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然而，解构主义对于翻译的解释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观念和精神层次，尚不能上升为译学研究的主导理论范式。对比一般性理解和翻译性理解两种模式，或许可见解构主义翻译观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不足。
一般性理解是自我导向的，更是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特征十分显著。读者在文本世界和作者相遇，要么以己推人，要么以人推己，或然二者兼有，在相互对照、碰撞、对话过程中，激活关联信息，发掘文本意义，产生新的理解，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尤其如此。显然，这一过程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生成性，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譬喻如出一辙。然而，和一般性理解相比，翻译性理解是他者导向的，既要面向作者，也要面向读者，此在内容的解蔽至关重要。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识别文本特征，揭示与文本相对应的生活形式，进而以“第二”作者的姿态呈现其中包含的事实。在这样的语境下，译者不是绝对主体，而是相对主体（Blumczynski, 2016）。译者之所以介入翻译生活，就是为了再现作者的“声音”，延展原作的传播空间。鉴于此，翻译性理解必须尽可能减少缺乏考据的主观断想，更无须融入个人成见和情态。一言以蔽之，换位思考的客观思维，感同身受的移情能力，必是翻译性理解的基本遵循。从翻译过程来看，相对客观地理解他人，才可能真实地展现他人，才可能真诚地抵达受众。惟有如此，才能践行《国际译联章程》要求的职业伦理规范。可以认为，反本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理性主义翻译观颠覆有余，继承不足。某些主张与《伯尔尼版权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有关翻译权条款颇为相悖，更与翻译的实践理性特质相去甚远。
（三）观念生产的路向
翻译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求真的过程，而求真则必须有正确的翻译观念做担保。翻译观念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参照、调节和导向作用。译者主体融入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空间之时，应以何种理念、何种态度以及何种方法理解乃至协调各种间性关系，进而创生出符合规范要求和职业伦理的翻译产品。这一问题与译者持有的翻译观念密切相关。正确的翻译观念对于降低问题解决成本、提高翻译生产质量、增强翻译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生产公理性观念是译学确立其正当性的基本要求。
译学自诞生之日起探索性地建构学科的自治性，确证学科的独立性，生发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观念，凝结了不同学派的学术智慧。然而，视角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意味着特殊性和专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般性和系统性的缺失，加之不同视角之间缺少有效联通，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知识孤岛，很难转化为高效的翻译生产力。不过，这也是翻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必由之路。毕竟“一门学科从兴起到确立，就是一部从多种‘准范式’之争归于一种‘范式’独霸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学派‘消亡史’”（刘小强, 2011:79）。
当下，译学研究基本停滞在十字路口，是坚守还原主义，还是走向整体主义，寻求整合不同视角理论的界面或汇合点（Marco, 2009:67），生产翻译共核知识，亟待学界反思和探索。纵然如此，任何学派无论借用何种范式，采取何种方法，研究目的何在，都应回归翻译的普遍本质和基本特征，与翻译现实之间保持可以相互印证的动态对照关系，在翻译之“道”与翻译之“器”之间建立真正有效的连接，同时采用兼容并蓄的系统思维，在译学知识坐标系上定位自己，在继承中开新，才可能提出融入到各个向度而不损害整体的普适性观念，生发出学理上自洽、实践上可行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
四、理论实践二律疏离
译学最基本的学科功能是对翻译实践作出整体性解释，同时促进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如果说研究对象认知赤字是基础研究滞后的反映，多元视角分而不合是翻译知识碎片化的主要因素，那么理论实践二律疏离则是制约翻译知识创新和社会关联度的关键因素。关于理论实践二律疏离的特征，学界论说颇多，此处不再赘述。下文仅从三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进一步阐述。
（一）译学研究的模式选择
翻译的实践性决定译学知识生产的模式选择。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生产方式，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语言游戏规则一样，植根于不同时空定义的生活形式之中（Wilson, 2016:23）。反观历史，翻译首先是融入跨文化过程的泛在现象，促进人类知识和经验的互联互通，然后才上升为一个学术概念，进而逐步形成一套相应的知识结构，试图对现实的翻译作出解释和预测，可见翻译实践具有先在性，也注定译学是一门基于经验和事实的学科。
从知识发生机制来看，颇有价值的翻译观念一般都源自译者的具体实践，是通过充分个性化的体验和反思不断形成的。由此可见，任何译者都具备产生翻译观念的潜势（Pym, 2014:4），都有可能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独到的见解和观念。从整体上看，人类的知识生产主要呈现为两种秩序：一是“理论-实践-理论”，一是“实践-理论-实践”，前者采取演绎实证方法，重在验证假设、生成理论，适用于成熟学科的基础研究；后者采取抽象归纳方法，重在凝练观念进而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适用于新兴的经验学科。这样的逻辑框架对于译学研究模式的选择应有启示意义。
从外部看，翻译根植于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生活世界，促进知识和经验的跨时空传通与共享，对接现实、服务应用是译学存在的根本前提。从内部看，翻译兼具认知和实践双重属性，执行独特的跨语言认知和操作功能，是知行合一的统一体。译者的感知和体悟是获得翻译见解和知识的直接途径。鉴于此，“实践-理论-实践”模式显然是译学研究的优先选择，其中的三要素构成一个线性推进、迭代循环的闭环，蕴含“实践出题目，研究做文章，成果促实践”的组织形态。具体而言，基于具体实践问题，形成初步的翻译观念，然后经过新的实践反复验证，不断确证其自洽性和解释力，使其逐步靠近“共通性”的境域，最后被实践共同体和认知共同体认同和采纳，进而上升为普适性的公理，对动态的翻译行为产生引导作用。
（二）译学研究的问题来源
翻译实践为译学研究供给真实问题。翻译问题是译学知识生产的起点。翻译是劣构问题颇为显著的一个领域，蕴含识别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一系列高阶思维过程。从宏观层面看，翻译具有民族性，主要解决理解自身的问题，以强化独立身份，确证文化存在力；翻译具有国际性，主要解决相互理解的问题，以建立对话，实现知识互鉴。翻译具有世界性，主要解决对人类生活的整体理解问题，以融通文化，化成天下。从中观层面看，现实的翻译按照“任务-过程-使用”这样的逻辑框架形塑自身的实践形态，分别指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为何”等基本问题。从微观层面看，翻译重点解决歧义问题、干扰问题和非对称问题，以实现知识和经验的跨文化传通。
事实上，每一项翻译任务都是上述问题叠加的复合体，为翻译理论化提供立体的反思和创新空间。观瞻当下和未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信息全球化将进一步增强，专业翻译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产生巨大无比的翻译流。信息流动全球化必将催生丰富多元的翻译活动，生发前所未有的翻译现象，提出亟待研究的议题，总体上体现在三个层面：（1）翻译主体多元化及其引发的主体身份和伦理关系问题；（2）翻译模态多样化及其产生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问题；（3）翻译使用普及化及其衍生的知识产权和社会价值问题。每个层面呈现的翻译现象各有其区别特征、基本结构和特定秩序，观察这些现象的不同相面，分析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付诸系统的理性思考，就有望生发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
（三）译学知识的实践检验
翻译实践是检验翻译知识的唯一标准。聚焦历史的和现实的翻译景观，观察活的翻译现象和事实，是衡量翻译观念或见解正确与否的基本方法，对翻译理论化过程具有对照反思、精准矫正的作用。下文以翻译交际观为例予以佐证。
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一观点似乎已是常在之理。然而，如果回归到实在的翻译情境，对照跨文化事实的结构和秩序，就不难发现这一表述既不客观，也不精确。事实上，在跨文化、跨语言的每一次境遇里，交际双方始终处于信息交互关系之中，译者总是处于这种交互关系的居间位置，发挥着理解和转达交际双方知情意的功能。显然，交际需求是先在性的，翻译行为是伴生性的；交际是双向性的，翻译是单向性的；交际是目的，翻译是手段。二者之间是体用关系，而非类属关系。据此可以推定翻译的媒介性或功能性，也与有关学术共识相契合。进而言之，观念与现实的对照还必须是整体性的、多向度的，否则也不能提出普适性的学术见解。基于翻译的媒介性，将视点聚焦于翻译赖以存在的环境，也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只是与翻译相关的一种样态，具有对话性，但由此却不能对国家话语翻译、法律翻译等现象作出精准的解释。国家话语翻译重在说明自己，明确立场，更多体现为传播性；法律翻译重在信息对称，践行公平正义，更多体现为沟通性，由此可进一步显现翻译交际观的片面性。另外，从学理化过程来分析，其片面性很可能是对西方的“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理解偏差造成的。在西方学术话语中，“communication”是上位概念，而中文系统没有层级上相对应的能指，只有“交际”“沟通”“传播”等具体形式。元话语的非对称性从另一侧面也可解蔽翻译交际观有限的学理性。上述例证表明，现实世界的翻译结构和秩序，是衡量翻译观念解释力的尺度，也是翻译理论化过程由实践缺位向实践在场转向的致力点。
理论实践二律疏离，有悖于译学的性质和功能，是制约译学知识创新和社会适应力的主要因素。上述分析表明，经验世界是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译学研究的归宿。理论与实践动态对照、深度融合，关乎译学的知识品质和社会价值，这不应是一个可为可不为的选择题，而是增强译学可持续发展力的迫切要求，这一要求不仅与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相契合，也与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相一致。
五、余论：译学知识融通进路
研究对象认知赤字、多元视角分而不合、理论实践二律疏离，是制约译学知识系统化与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译学尚没有真正实现整体研究与领域研究的协调统一，还未能沉淀出内外贯通的一体化知识形态，更无法对复杂的翻译世界作出整体性解释和预测。译学知识之所以给人以散乱之感，是因为整体上缺乏“千举万变、其道一也”的本体论意识，缺乏融通中西思维模式的学术努力，缺乏改变“准范式”纷争格局的主导范式，也缺乏扎根于翻译境域开展研究的集体实践。对此，下文将从三方面指出译学知识融通的方向。
首先，融通真理导向型的西方二元思维模式和过程导向型的东方一元思维模式。多数翻译理论无疑都是以西方二元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蔡宗齐, 2004: 312），因而才会出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竞争、翻译语言观与文化观的分野、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的对立，不一而足。如果转向中国传统以“过程”为导向的一元模式，将翻译视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把翻译之“道”与翻译之“器”统合起来，辩证地研究每一类翻译问题，就有可能改变译学研究“分”而不“合”的长期状态，逐步实现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有机统一。
其次，融通译学与他学科的关联知识。围绕译学关键理论与实践问题，建立跨学科认知共同体，立足翻译普遍本质和特征，引入复杂性科学范式，设计整体性研究框架，把译学的视角理论整合起来，同时融合对比语言学、文化人类学、阐释学、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关联成果，探索翻译的一般原则、普遍机制和基本方法，产出公理性学术观念，为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理解与对话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促进世界知识和经验的高效联结，塑造译学的元学科身份，增强译学的泛学科服务功能，确证译学的存在力和发展力。
第三，融通知识生产过程和译品生产过程。树立超学科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具身于动态变化的翻译领域，基于社会情境化的重大翻译事件，汇聚相关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建立多元互补的产学研共同体，依托特定的组织模式和活动形态，在“任务-过程-使用”框架下，聚焦资源集成、生产过程、应用传播等核心问题域，联结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联结学科知识与非学科知识，生发集成性见解和有效方法，凸显知行合一的译学特性，不断增强译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学术品质以及社会关联度。
参考文献（请点击阅读全文，参见中国知网《中国翻译》杂志）
本文出处：李瑞林. 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反思[J]. 中国翻译，2020（4）：23-31.

作者简介

李瑞林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Babel》《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编委。研究方向：术语翻译、应用翻译学、语言服务。发表“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文心雕龙》与早期文本中的文学观”“翻译的社会维度”“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阅读隐喻”“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等代表性论文，其中“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被英国剑桥大学 English Learning 杂志、美国教育信息资源中心(ERIC)等国际学术载体文摘检索，获中国第一届英语优秀教学论文二等奖，“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获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阅读的历史》《朗文当代英汉大词典》《活着的女神》等文学(学术)译著，其中《阅读的历史》被评为全国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获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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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霍跃红 

音频：杨旭升  刘欣玉

排版：蒋瑞函  张   静

审校：王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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